梁青平/文
函谷关路是青岛八大关景区的一条马路。路名源自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——河南省灵宝市东北方向的函谷关。马路西起韶关路，东至香港西路，长６００米，修筑年代与马路两侧的老建筑物，同属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的产物。据资料记载，函谷关路初建时为沙土路，１９５９年进行改造，铺设成现在的沥青路。
这条马路上的老建筑，解放后大部分归市政府管辖的疗养院等事业单位使用，少数被列为军事管理区。由于周围无商业网点，车辆稀少，所以十分幽静，尤其适合游人散步。这里说的散步，是指慢慢地逛游。也就是说，散步的时侯，可以一边享受慢时光的存在，一边欣赏附近的景物。
走进函谷关路，首先入眼的是马路两侧排列整齐的行道树。与八大关其它马路一样，函谷关路也有自己的行道树——法桐。法桐系名贵落叶乔木，植物分类学的名字叫悬铃木。法桐形态端庄大气，其树冠舒展，叶阔荫浓，春夏有亭亭青伞，足以绿染思绪；秋冬有沙沙落叶，踩出满地韵律；天生一种浪漫飘逸的特质。除了法桐，值得观赏的还有路两旁被列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老房子。这些老房子以欧陆风情为主，也有日式结构，一幢楼一个样儿，没有重复。它们看上去有些老旧，却是修旧如旧，一檐一墙一砖一瓦都隐约着当年的华丽和气派。
我曾在这些法桐和老房子旁，走来走去行走了十年。当然，不是简单地走路，也不是悠闲地散步，是在这里工作和居住。如今，我早已搬离了函谷关路，岁月的流逝，始终不能割舍我对它的心心念念。常常，不由自主就抬腿去函谷关路寻踪探故。法桐依旧，老房子依旧……
函谷关路１号是个漂亮的大院子，院子里有一幢建于１９３４年的国际别墅，建国前的名字有些绕口，叫雅尔玛特霍维智别墅。所谓国际别墅，以我的理解，应该是糅合了多种建筑流派和风格，不拘泥于某一种模式的别墅。整座楼房造型简约，线条流畅，墙面以朱红为基调，辅以白色线条，加上白色的门和白色的窗，在周围花草树木的掩映下，呈现出一种油画般的唯美效应。这幢仅有两层，却因地势原因显得高大上的楼房，立于韶关路和函谷关路相交的Ｔ形路口左首，非常引人注目。奇怪的是，楼房里鲜见灯光人迹，让人误以为是一座空宅。
夏日的一个傍晚，我从此处经过，发现院内停着几辆高级轿车。楼里灯火通明，人影绰绰，一阵阵悠扬的音乐传来，想必是在举办什么重要活动。
离１号不远的５号，是一幢两单体相连的楼房。隔着一道低矮的砖墙，毗邻的楼房为７号。５号和７号的背后，有一段既屈辱又复杂的历史。德国占领青岛期间，曾于１９０３年，由英国和德国两家商会合办了“日耳曼啤酒股份公司青岛分公司”。当时青啤属于德国，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均来自德国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日本东京都“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”于１９０６年，强行以５０万银元从战败的德国人手中买下经营权，并更名“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”。直到日本也战败，这两幢楼房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。
解放后，这里被划归青岛疗养院。上世纪９０年代初，身患多种疾病的母亲被安排到青岛疗养，就住在５号。我经常去看望母亲，楼里面的格局已改建成中式结构。大小适中的房间，阳光充足；宽敞的窗户外，鸟语花香。这是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疗养。对于亲身参加过解放青岛战役的母亲而言，她非常满足。
宁武关路和函谷关路交叉的十字路口，有一个口袋公园。公园里，一丛丛常绿的灌木旁，安置了几条供游人小憩的长木椅。春天，宁武关路的海棠花竞相绽放，这里便出现游人如织的场面。而马路对面的函谷关路１２号，则成了游客们争相拍照的背景。
１２号也是一个漂亮的大院子。里面石径通幽，花木葱茏，３株粗壮的云松像卫士一般，守护着一幢欧韵十足的乳白色楼房。楼房旧称马哈力大·安大斯别墅，建于１９３９年，外观呈双圆柱体，门前有高高的石阶。那些年，我经常从院子门口走过，黑色的大铁门总是紧闭着，偶尔敞开，进出的也是一些身穿制服、面容肃然的人。一幢历经６０年风雨的老房子，不会没有什么故事吧，只是我尚且不知。现在它的院墙上有一块标示牌——青岛多肉艺术博物馆。
如同青岛许多蜿蜒起伏的马路，函谷关路也不平直。它西边高，东边低，几百米的距离，见头不见尾。最高处起自６号和７号之间的马路段，从８号开始形成坡度，到１２号有一个缓冲，再一路下坡，直至２２号抵达坡底。
２２号院是函谷关路最大的院落。院子里有大中小三栋楼房，大的楼房也是函谷关路上最大的建筑，原先有三层，近年翻新加筑了两层为五层；中的楼房三层；小的楼房两层。据说，楼房建于解放初期，主要供当时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疗养之用。苏联专家撤走后，隶属济南军区青岛第一疗养院，编制为四疗科，现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。院子里除了楼房，还有许多庭院树木：雪松、油松、泡桐、紫荆、丁香和樱花，楼与楼之间还有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。对这里的环境，我非常熟悉，也很有感情，因为这里是我曾经工作多年的地方。
隔着马路，２２号的对面有一溜平房，分别属于２１号院、２３号院、２５号院。２１号院和２５号院属于青岛疗养院的职工宿舍，２３号院是四疗科医护人员的宿舍。我初到科里工作时还单身，后来在２３号院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那时候，我们宿舍院有十几户人家，加上单身的干部、战士，老老少少不下四十口人，大家彼此照应，互尊互敬，亲密的像一家人。１９８４年前后，小院的平房被拆除，扩建为三层小楼，用作医护人员办公室。院子里的各家各户就陆陆续续搬离，去了别处。
至于左邻右舍，总有几个印象深刻的。记得２１号院有位姓刘的老中医，个头不高，干巴瘦，不苟言笑，但心地善良，待人宽厚。因为擅长推拿按摩，凡是我们院子里孩子有头疼脑热的，总免不了麻烦他。我儿子两三岁时，有一天，上吐下泻，哭闹不止。四疗科没有小儿用药，天又下着雨，我一时无措，抱着儿子去求助刘大夫。刘大夫摸了摸儿子的额头，说不发烧，一番推揉按捏后，儿子很快安静地入睡。我掏出钱欲付推拿费，他一脸的不悦。我过意不去，隔了几天，买一些水果、点心送过去，刘大夫又让家人送回来。那个年代的人，重情义不重钱。
２５号院有一对夫妻，也是热心人。女的姓宋，在青岛疗养院当护士。男的是公安，忘记了姓名。宋护士有一手编织毛线的绝活儿，经常教我们院里的女干部、女战士织毛衣，还不时送给孩子们一些亲手织的帽子和手套。科里两位老资格的主任，当了一辈子兵，碰到与地方单位打交道的棘手事，都喜欢找宋护士的丈夫商量。公安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沟通和解决。如今，刘大夫已去世多年，宋护士夫妻亦不知何在，那些往昔的人和事，只能到记忆中寻寻觅觅。
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些年，函谷关路上没有专职的环卫工人。平日的环境卫生，都由各单位“自扫门前雪”。我们四疗科地盘大，人员多，尤其年轻人多，自然是能者多劳。深秋扫落叶，寒冬除积雪，科里除了值班人员，其他干部战士全部出动。从１６号院门口到３０号院门口，大家扫的扫，铲的铲，运的运，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函谷关路的半条马路都让我们承包下来。
再往前走，是函谷关路２８号。院子里有一幢别有味道的欧式两层楼房，建于１９４１年，旧称柯力司甘高别墅。从正面看，楼的建筑平面近似凸字形，花岗岩的筑基，明黄的粉墙，墙的拐角有长短不一的花砖围边，楼的顶部为腥红的斜坡屋瓦，一楼的正门前竖立着两根罗马式圆柱，楼的西侧二层有一个精致的小阳台。我对这幢说不上什么风格的建筑颇感兴趣，几次推开虚掩的铁门，想进去看看，手伸出去又缩回来。我担心楼房的主人板着面孔说，非请莫入。
一墙之隔的３０号，院子里铺着白色方砖，繁茂的树木遮住一幢建于１９３６年，极具西班牙田园格调的两层楼，旧称陆廷撰别墅。陆廷撰曾任民国时期交通银行济南支行行长。楼一层的外墙为橙色，二层的外墙为白色，波浪状的斜屋顶，连同其上细细的长烟囱，是与橙相近的橙红色，窗和门亦用白色。亮丽的橙，淡雅的白，热烈与冷静，十分搭调。楼房最能体现西班牙建筑特色的，还有楼房南面二层的３个相连的拱形气窗；东侧一层宽大的矩形亮厅及顶部用铁艺做围栏的大露台。这种大露台好看又舒适，欧洲的影视作品里常见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从这里经过，向来冷寂的院子里忽然喧闹起来、一打听，原来某摄制组在这里拍电视片。是啊，这么好的资源不充分利用，岂不可惜？
走到３０号院，函谷关路基本走到了尽头。很多时候，我站在路边，忍不住回首，往事悠悠，思绪万千。其实，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走路，走自己的路。只要活着，路就没有尽头，路的尽头还有路。